“大跃进”一词最先出现在1957年10月、11月《人民日报》两篇社论中，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和赞赏，当时被称作“是个伟大的发明”。
主席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，为了发动“大跃进”，还发表讲话要求广大干部解放思想、破除迷信、振作精神。很快，地方的领导干部也都自觉地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，在工农业生产上凯歌高奏、捷报频传。
然而，和毛主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彭老总、邓小平同志等人一开始就对“大跃进”持保留态度，1958年、1959年深入部队、农村进行考察之后，他们对“大跃进”的看法就更为谨慎了。
对“大跃进”的谨慎思索以及某些初步的疑虑，使他们日后对“大跃进”进行了深刻的反思，这也为彭老总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秉笔直书埋下了浅因，为小平同志明知老总挨了批判，也要在1961年的庐山会议上说“大跃进”过了头做了伏笔。
事实上，在邓小平上庐山开会之前，夫人卓琳就特别担心他也“戴着帽子回家”，故而多次提醒了他，称：“彭老总刚挨了批，你讲话要注意。”
邓小平却没有听取这一建议，他认为，共产党人就要说真话。
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，看似是为了进行部分纠“左”，解决“大跃进”所暴露的日趋尖锐的问题，如一些公共食堂停火、社员外出逃荒，一些地方出现了人员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现象等。
但实际召开后，因为大部分各级领导人对“大跃进”后的严重局面缺乏足够、清醒的估计，却开成了“陶醉自然、忘情物外”的“神仙会”。
会上，毛主席分享了他乘船下九江、后登庐山极目远眺，于兴之所至时创作的两首诗，将他的轻松心境传递给了与会者，“以便让大家开怀畅谈，总结经验教训，积蓄力量，下山后再继续鼓劲接着干”。
于是，现场的与会人员也都受了影响，游兴甚浓，诗风大畅，成群结队流连忘返于风景名胜。
而刚刚去了湘潭视察，痛感各县的造假数字“令人可怕”，“浮夸风”触目惊心的彭老总就因心情沉郁，显得格格不入。
事实上，在前往庐山开会之前，彭老总还出访了苏联、东欧诸国，在那里有了十分尴尬的遭遇——因为西德宣称他们年人均食肉量将达到80公斤，东德也不甘落后，听说中国粮食、畜牧大丰收，东德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向彭德怀提出请求，希望中国援助他们一些肉食品。
彭老总却知晓，国内老百姓有的几个月连油都吃不上，更不用说吃上肉，中国自没有这个能力向他国提供经济援助。他内心的酸楚与尴尬可见一斑。
待回到国内参加了庐山会议，见一众人带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，彭老总会陷入极度忧虑、进而不顾中央定下的“成绩伟大，问题不少，前途光明”的基调坚持上书，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事情。
彭老总后来的遭遇令人心酸，但他对“明知不对，少说为佳”的明哲保身式的处世哲学不屑一顾的精神，也让事后得知的邓小平敬佩不已。
1959年的庐山会议，邓小平因故没有参加。1961年，当他登上庐山进行发言时，他拿着提前走访顺义、怀柔等县调查得来的数据和酝酿出来的解决的办法，毫不畏惧地指出“‘大跃进’过了头，违反了客观规律”的事实，指出“要退下来，退到这次调整的目标为止”，“一个个地抓，一个个地整顿好”。
其实，邓小平的夫人卓琳知晓他此行的目的，有彭老总的悲剧在前，她对邓小平的安危和前程都很是忧惧。
她要邓小平“讲话注意点”，邓小平却“一定要说真话”。会上，毛主席和刘少奇都没有讲话，只有邓小平一人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“就当前情况谈一谈自己的意见”，好在这次，他的言论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，邓小平的讲话也实际成为了1961年庐山会议的总结。
参考文献：
汤静涛.邓小平与庐山中共中央工作会议[J].党史文苑（下半月学术版）,2014(7):54-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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